以我自己粗浅的读书经验来看，阅读是分四个层次的：
- 第一层次，体验阶段。这一阶段最容易读进去的是散文鸡汤式，比如情感故事、抒情散文和人生说教式的鸡汤或类鸡汤文章，代表性的就是《读者》，及绝大多数的“公众号文章”等。百分之八十的人可能都在这一阶段，因为很多人一年都不能完整读完十本书。待这类文章读得多了以后，便会索然无味，而后就会开启第二层次。
- 第二层次，工具阶段。工具知识与大多文学类，也包括管理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等各类科目的普及式书籍，这类书籍包括格拉德威尔的《异类》、特劳特的《定位》、弗兰克的《牛奶可乐经济学》，也包括KK的《失控》之类，绝大多数小说也在此列。能到这个阶段的，估计也就百分之一。当然这类读多了也会厌倦，就会开启第三层次。
- 第三层次，探究阶段。深度的历史、专业性书籍及深刻的文学作品等，这个阶段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《二十四史》及清史稿，也包括盐野七生的《罗马人的故事》，被誉为“微观经济学圣经”的《微观经济理论》等。能到达此阶段的人估计不足万分之一。不过读多了也会心生倦意。
- 第四层次，哲学之境。为什么不是“哲学之书”呢？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读哲学书，很多大学也有哲学专业，但这些专业学哲学的都未必真正精通哲学之道，更何况读几本哲学书？真正能达哲学之境的，其知识既要有涵今茹古的广博，又要有出凡入胜的精深。能在第三阶段的任何领域中精深，都可以进入哲学之境，正如释迦牟尼所说，”人人皆可成佛”，而“佛”的概念，也正是“智慧具足，三觉圆明，知一切法及一切行”。这样的人，估计百万中出一个就不错了。
为什么开头要谈阅读的境界呢？因为今天要分析的几位应该都达到了第三层次，而且也是史学的大家，有了层次之别，就便于我们分辨和学习。
今天要分析的几位分别为：陈垣、陈寅恪、吕思勉及钱穆四位先生，严耕望先生称之为“现代四大史学家”。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，了解其人生简要经历，看看其面相揭示的性格特点到底有什么不同。
一、陈垣先生
“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，其俗起于周，成于秦，盛于唐宋，其历史垂二千年。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，然反而利用之，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，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，识者便焉。盖讳字各朝不同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。”
——摘自陈垣先生之《史讳举例》
1、经历简介
陈垣先生1880年生于广东广州府新会县，祖父与父亲皆是药商，六岁时，随父到广州，进私塾读书；1901年，考中秀才，随后乡试受挫，便放弃科举；1905年创立《时事画报》，但因宣传反清思想，被政府追捕，不得不逃离广州；之后便辗转于篁村小学、振德中学和义育学堂教书；1907年，考入广州博济医学堂；一年后，因不满美籍教师的歧视，离开博济，与友人集资创办光华医学院，并任理事，同时在其中学习，至1910年毕业，留校任教。
1911年，陈垣先生创办“震旦日报”，任该报副刊“鸡鸣录”主编。辛亥革命成功之后，陈垣先生当选国会众议员，于1913年前往北京，此后放弃医学，从事史学研究。1920年，因华北大旱，陈垣先生创办“北京孤儿工读园”，任园长；一年后出任“中华民国教育部”次长兼“京师图书馆”馆长，并创办“平民中学”，任校长兼教文史。1922年，陈垣先生辞去教育部次长、京师图书馆馆长等政府职务，全身心投入史学研究与教育，之后在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北师大教授国学和史学课程。1926年，受英敛先生临终托付，陈垣先生加入公教大学（辅仁大学前身），并担任副校长；1929年，升任辅仁大学校长。
抗战爆发后，陈垣先生和辅仁大学诸师生一起留守北平，虽然此间日方屡次收买和施压，都未曾屈服。抗战胜利后，陈垣先生于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；1949年后，也未随国民党撤离。留在北平的陈垣先生于1950年被选任为国立辅仁大学校长，并在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，续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。陈垣先生对社会主义极为热衷，不但在1951年被选为北京人大代表，还被毛泽东先生评价为“我们国家的国宝”，并且于195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文化大革命时期，陈垣先生也成为被斗争的对象，曾数次被抄家，并且被逼写悔过书张贴于北师大，而后遭到软禁，直至1971年6月21日，于家中去世。
陈垣先生对中国的宗教史研究独有专长，且在元史、校勘学及考古学等领域颇有建树，主要代表著述有《元也里可温考》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《校勘学释例》《史讳举例》等。
2、面相分析
我们分三个年龄段分析其面相，因为青年、中年和老年的人生阶段，人的需求和心态都会非常不同，因而每个人也反映出不同的性格特点。
陈垣先生的青年阶段可谓是自信爆棚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，且此生必定有大作为，有傲气，也有傲骨，行事果决而有力。因而早年学习时，不满老师，则愤而离开，自创学府，这正是其这一阶段性格特点的体现。
中年之时，厚重而有力。厚重之处来源有二，一是深刻的思想，二是笃正的人格，因而力度十足。此时的陈垣先生因仍有傲气与傲骨，所以远观则亲切，近处则威严。可谓，厚重如山，不怒而威。
老年之时已经全然褪去年轻时的威厉，给人一种浑圆之感，像极了太极。这也许是因为经历了文革期间的整肃，再加常年软禁的缘故。力度的增长需要思想的提升和坚正的人格，而此时已然没有厚重，更多是棉柔，可见其多年仅仅只是在内化思想，柔砺人格，并没有多少新鲜思想营养注入。也正因此，中年之后，再无任何思想建树。但能修炼成一位忠厚老者，也是因其思想沉淀之结果。
二、陈寅恪先生
“士之读书治学，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，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，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，一姓之兴亡。”
——摘自陈寅恪先生所撰之“王国维碑文”
1、经历简介
陈寅恪（kè）先生1890年生于长沙，为江州“义门陈氏”（唐僖宗御笔亲赐“义门陈氏”匾额）后裔，祖父官拜湖南巡抚，父亲陈三立被誉为“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”，并与谭嗣同等并称为“维新四公子”。幼年时，陈寅恪先生在其父亲设立的“思益学堂”中学习，十五岁时考取了官费留学名额，并赴日留学；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，后于1907年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；1909年毕业后，又分别考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，并曾就读法国巴黎大学。1914年，一战爆发，陈寅恪先生被迫中断学业回国；1918年后，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，得以继续在哈佛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学习。
1925年，陈寅恪先生自德国回国，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；1929年，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主任；同年，加入国民党；因学术领域的成就和威望，至1935年时，已是清华大学薪酬最高的教员。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陈寅恪先生随西南联大西迁云南，并在其中任教。之后数年多有变动，既曾南下香港大学任教，也曾北上任教于燕京大学，也曾因眼疾前去英国治疗，最后又于1946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教。
解放战争后，陈寅恪先生任教于岭南大学，并随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，成为中山大学教授。1960年，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。文化大革命时，陈寅恪先生也倍受磨难，虽因眼疾几乎失明，却仍被在床头安装大喇叭，终日不得安宁。1969年10月7日，陈寅恪先生在广州逝世。
陈寅恪先生通晓二十余种语言，以博学著称，开创了以诗证史，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，主要代表作有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《元白诗笺证稿》《金明馆丛稿》《柳如是别传》《寒柳堂记梦》等。
2、面相分析
陈寅恪青年时，也像陈垣先生一样，颇有志向；但是相比陈垣先生，其身上的傲气则少很多。这或许是因其出身贵冑，家境较为殷厚的缘故，所处环境中，并未感受到太多的屈辱和压迫感。此外，年轻时的陈寅恪先生也才气十足，显得颇为文静。
中年之时，则为铮铮学者，一身正气，刚笃有力。他与陈垣先生二人的气质相差很大，同样有笃正的人格，陈垣先生像城墙般厚重有力，而陈寅恪先生则像一块钢板，即使能被人挪取，也不会曲柔，纵使火炼锤捣能改变其形构，但也只能摧毁，而不能使其屈服。而且相较陈垣先生，陈寅恪先生相处之中更为平易近人，有真正的谦谦君子之范。
老年之时，陈寅恪先生所表现出的状态，正是其刚硬的性格抗争后的表现。在文革中，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学者，必定是被整肃的重点对象，而陈寅恪先生必是宁死不屈。所以他心中有压抑的愤戾，又有誓死的坚定，也有错择的遗憾。
本期先介绍陈垣和陈寅恪两位先生，下一期我们再来分析吕思勉及钱穆两位先生，看看二人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又分别是什么样的。
留下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