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我自己粗浅的读书经验来看,阅读是分四个层次的:

  • 第一层次,体验阶段。这一阶段最容易读进去的是散文鸡汤式,比如情感故事、抒情散文和人生说教式的鸡汤或类鸡汤文章,代表性的就是《读者》,及绝大多数的“公众号文章”等。百分之八十的人可能都在这一阶段,因为很多人一年都不能完整读完十本书。待这类文章读得多了以后,便会索然无味,而后就会开启第二层次。
  • 第二层次,工具阶段。工具知识与大多文学类,也包括管理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等各类科目的普及式书籍,这类书籍包括格拉德威尔的《异类》、特劳特的《定位》、弗兰克的《牛奶可乐经济学》,也包括KK的《失控》之类,绝大多数小说也在此列。能到这个阶段的,估计也就百分之一。当然这类读多了也会厌倦,就会开启第三层次。
  • 第三层次,探究阶段。深度的历史、专业性书籍及深刻的文学作品等,这个阶段,最有代表性的就是《二十四史》及清史稿,也包括盐野七生的《罗马人的故事》,被誉为“微观经济学圣经”的《微观经济理论》等。能到达此阶段的人估计不足万分之一。不过读多了也会心生倦意。
  • 第四层次,哲学之境。为什么不是“哲学之书”呢?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读哲学书,很多大学也有哲学专业,但这些专业学哲学的都未必真正精通哲学之道,更何况读几本哲学书?真正能达哲学之境的,其知识既要有涵今茹古的广博,又要有出凡入胜的精深。能在第三阶段的任何领域中精深,都可以进入哲学之境,正如释迦牟尼所说,”人人皆可成佛”,而“佛”的概念,也正是“智慧具足,三觉圆明,知一切法及一切行”。这样的人,估计百万中出一个就不错了。

  为什么开头要谈阅读的境界呢?因为今天要分析的几位应该都达到了第三层次,而且也是史学的大家,有了层次之别,就便于我们分辨和学习。

  今天要分析的几位分别为:陈垣、陈寅恪、吕思勉及钱穆四位先生,严耕望先生称之为“现代四大史学家”。下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,了解其人生简要经历,看看其面相揭示的性格特点到底有什么不同。

一、陈垣先生

陈垣-all

“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,其俗起于周,成于秦,盛于唐宋,其历史垂二千年。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,然反而利用之,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,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,识者便焉。盖讳字各朝不同,不啻为时代之标志。”

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——摘自陈垣先生之《史讳举例》

1、经历简介

  陈垣先生1880年生于广东广州府新会县,祖父与父亲皆是药商,六岁时,随父到广州,进私塾读书;1901年,考中秀才,随后乡试受挫,便放弃科举;1905年创立《时事画报》,但因宣传反清思想,被政府追捕,不得不逃离广州;之后便辗转于篁村小学、振德中学和义育学堂教书;1907年,考入广州博济医学堂;一年后,因不满美籍教师的歧视,离开博济,与友人集资创办光华医学院,并任理事,同时在其中学习,至1910年毕业,留校任教。

  1911年,陈垣先生创办“震旦日报”,任该报副刊“鸡鸣录”主编。辛亥革命成功之后,陈垣先生当选国会众议员,于1913年前往北京,此后放弃医学,从事史学研究。1920年,因华北大旱,陈垣先生创办“北京孤儿工读园”,任园长;一年后出任“中华民国教育部”次长兼“京师图书馆”馆长,并创办“平民中学”,任校长兼教文史。1922年,陈垣先生辞去教育部次长、京师图书馆馆长等政府职务,全身心投入史学研究与教育,之后在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和北师大教授国学和史学课程。1926年,受英敛先生临终托付,陈垣先生加入公教大学(辅仁大学前身),并担任副校长;1929年,升任辅仁大学校长。

  抗战爆发后,陈垣先生和辅仁大学诸师生一起留守北平,虽然此间日方屡次收买和施压,都未曾屈服。抗战胜利后,陈垣先生于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;1949年后,也未随国民党撤离。留在北平的陈垣先生于1950年被选任为国立辅仁大学校长,并在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,续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。陈垣先生对社会主义极为热衷,不但在1951年被选为北京人大代表,还被毛泽东先生评价为“我们国家的国宝”,并且于195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文化大革命时期,陈垣先生也成为被斗争的对象,曾数次被抄家,并且被逼写悔过书张贴于北师大,而后遭到软禁,直至1971年6月21日,于家中去世。

  陈垣先生对中国的宗教史研究独有专长,且在元史、校勘学及考古学等领域颇有建树,主要代表著述有《元也里可温考》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《校勘学释例》《史讳举例》等。

2、面相分析

  我们分三个年龄段分析其面相,因为青年、中年和老年的人生阶段,人的需求和心态都会非常不同,因而每个人也反映出不同的性格特点。

  陈垣先生的青年阶段可谓是自信爆棚,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且此生必定有大作为,有傲气,也有傲骨,行事果决而有力。因而早年学习时,不满老师,则愤而离开,自创学府,这正是其这一阶段性格特点的体现。

  中年之时,厚重而有力。厚重之处来源有二,一是深刻的思想,二是笃正的人格,因而力度十足。此时的陈垣先生因仍有傲气与傲骨,所以远观则亲切,近处则威严。可谓,厚重如山,不怒而威

  老年之时已经全然褪去年轻时的威厉,给人一种浑圆之感,像极了太极。这也许是因为经历了文革期间的整肃,再加常年软禁的缘故。力度的增长需要思想的提升和坚正的人格,而此时已然没有厚重,更多是棉柔,可见其多年仅仅只是在内化思想,柔砺人格,并没有多少新鲜思想营养注入。也正因此,中年之后,再无任何思想建树。但能修炼成一位忠厚老者,也是因其思想沉淀之结果。


二、陈寅恪先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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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,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,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,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,一姓之兴亡。”

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 ——摘自陈寅恪先生所撰之“王国维碑文”

1、经历简介

  陈寅恪(kè)先生1890年生于长沙,为江州“义门陈氏”(唐僖宗御笔亲赐“义门陈氏”匾额)后裔,祖父官拜湖南巡抚,父亲陈三立被誉为“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”,并与谭嗣同等并称为“维新四公子”。幼年时,陈寅恪先生在其父亲设立的“思益学堂”中学习,十五岁时考取了官费留学名额,并赴日留学;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,后于1907年考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;1909年毕业后,又分别考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,并曾就读法国巴黎大学。1914年,一战爆发,陈寅恪先生被迫中断学业回国;1918年后,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,得以继续在哈佛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学习。

  1925年,陈寅恪先生自德国回国,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;1929年,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主任;同年,加入国民党;因学术领域的成就和威望,至1935年时,已是清华大学薪酬最高的教员。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,陈寅恪先生随西南联大西迁云南,并在其中任教。之后数年多有变动,既曾南下香港大学任教,也曾北上任教于燕京大学,也曾因眼疾前去英国治疗,最后又于1946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教。

  解放战争后,陈寅恪先生任教于岭南大学,并随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,成为中山大学教授。1960年,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。文化大革命时,陈寅恪先生也倍受磨难,虽因眼疾几乎失明,却仍被在床头安装大喇叭,终日不得安宁。1969年10月7日,陈寅恪先生在广州逝世。

  陈寅恪先生通晓二十余种语言,以博学著称,开创了以诗证史,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,主要代表作有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《元白诗笺证稿》《金明馆丛稿》《柳如是别传》《寒柳堂记梦》等。

2、面相分析

  陈寅恪青年时,也像陈垣先生一样,颇有志向;但是相比陈垣先生,其身上的傲气则少很多。这或许是因其出身贵冑,家境较为殷厚的缘故,所处环境中,并未感受到太多的屈辱和压迫感。此外,年轻时的陈寅恪先生也才气十足,显得颇为文静

  中年之时,则为铮铮学者,一身正气,刚笃有力。他与陈垣先生二人的气质相差很大,同样有笃正的人格,陈垣先生像城墙般厚重有力,而陈寅恪先生则像一块钢板,即使能被人挪取,也不会曲柔,纵使火炼锤捣能改变其形构,但也只能摧毁,而不能使其屈服。而且相较陈垣先生,陈寅恪先生相处之中更为平易近人,有真正的谦谦君子之范。

  老年之时,陈寅恪先生所表现出的状态,正是其刚硬的性格抗争后的表现。在文革中,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学者,必定是被整肃的重点对象,而陈寅恪先生必是宁死不屈。所以他心中有压抑的愤戾,又有誓死的坚定,也有错择的遗憾


  本期先介绍陈垣和陈寅恪两位先生,下一期我们再来分析吕思勉及钱穆两位先生,看看二人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又分别是什么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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