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企业的管理者非常善于处理简单系统中的问题。简单系统中的问题处理,就像是外科手术,刀到病除。

最考验一位管理者能力的,是对复杂系统中问题的处理。

  复杂系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,因此很难像简单系统中的问题一样处理。没有经验的管理者在处理复杂系统中的问题时,经常会觉得力不从心,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。以这样的方式处理复杂系统的问题,用不了多久,这些管理者们便精疲力尽,心灰意冷。

  当年嘉庆皇帝正是因此由意气风发变得意志消沉。

嘉庆帝

  在登基之前,嘉庆皇帝就看厌了他爹乾隆统治的腐败,因此满怀抱负,励精图治。在乾隆皇帝驾崩后五天,嘉庆皇帝就查办了权倾朝野的和绅,并且没收了其全部家产;不久又处死了以权谋私的漕运总督富纲。之后为了平定了白莲教之乱,嘉庆帝还任用松筠、长龄、额勒登保等一众贤臣能将。他想让大清面貌一新。

  但面对日益贪腐的官僚,不管嘉庆帝用多重的刑罚惩治贪腐,不多日则又有新的贪腐出现,他就渐渐地放弃了这种风发之举。之后,面对生计堪忧的八旗,面对屡禁不止的鸦片,面对此起彼伏的叛乱,不管嘉庆帝做何措施,同样的问题总是接二连三,屡禁不止。

  十多年后,他也只能做到兢兢业业地批折子这件事了,以至于到他晚年之时,每每感叹:“为君难,至朕尤难!”

那么,嘉庆帝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呢?

  嘉庆帝的问题在于三点:

  一是只看到了问题,却没有深究根本原因。

  这方面比如19世纪的初期清朝人口的变化,由清初的1.3亿,增加到4.5亿,增加的人口导致粮食问题日益严重,嘉庆帝一直在强调农耕的重要性,却并没深究其根本,也没能解决粮食的问题。

  其次是人才过剩,由于社会稳定,人口增加,清朝的科举制度在19世纪初产生了140万个秀才和进士,但官位只有2万个,即使有了功名,仍然要卷到极致,才能获得一个官位,这会导致严重的恶性竞争,这也许是严重腐败的原因之一。

  二是性格保守,因循守旧。

  嘉庆皇帝对西方技术和文化几乎是完全排斥的态度,他不但严格禁止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,也严禁西方人定居内陆。

  在改善与中国的贸易方面,英国曾在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节团拜访嘉庆皇帝,但是嘉庆皇帝拒而不见,这导致了双方的矛盾逐渐积累。

  三是求存图变,但他想存的是祖宗家法,想变得却是官员道德与行为,存的东西不对,变的东西也不对。

  为了稳定政局,嘉庆帝在铲除和绅之后,并没有将所有受和绅严重影响的官僚系统进行改革,而只是惩办了一些代表性的高官,而放掉了低级官员,并且还流放了提出深刻改革意见的洪亮吉。

  但仅仅是因为松筠上疏请求暂停拜谒祖陵,嘉庆皇帝就罢了他大学士的官衔。

  虽然嘉庆帝自身厉行节俭,也常常要求大臣们这样做,但这种软弱的话语在改变系统性的问题方面,毫无作用。

那么,会有更好的办法吗?

  其实根本的解决方法很简单,正如《老子》所言,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。

  其核心在于,保留其最根本的东西,用正确之道推行,持之以恒,不反复变更,自然而然就可以成功了。

  这其中最核心的在于三点:一是保留其原本的东西;二是用正确之道;三是不反复变更。

什么是其根本的东西呢?

  清朝能征服明朝和大顺,统一全国,最核心之处在于,它是一个开放、取优、正向的体系。

  清朝最初为了团结被吸纳的蒙古和汉族,成立了蒙八旗和汉八旗,并且都是吸收最优秀的人才进入领导层级。

  统治初期,又全面接受明朝的官僚制度,这期间的整个过程都是非常开放的,整个组织一直在学习和成长,也一直在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,这一直是正向的发展。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康熙中期,到康熙晚年时,因为其殆政,以及体系性的缺陷性问题长期积累,已经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。

  之后雍正的严行厉治,拼了老命,扭转了清朝的颓势,正向的发展的趋势又一直延续到乾隆早期。随后,乾隆的治理也逐渐懈怠,奢靡之风盛起,陈腐的八旗制度又使得水平不足的人才进入政府体系,整个清朝的发展便每况日下。

  当大清放弃了它的开放,放弃了它人才制度方面的择优取士时,整个体系便会开始衰朽。

  在企业而言,最根本的就是其原有价值体系中有益的部分。

  大型企业在收购或者变革之时,往往最先想做的,就是彻底的文化改变。但这种行为往往会造成原有企业中核心人才的流失,其造成的损失巨大,大量的业务也会随之流失。大家看看现在的Twitter,马斯克做的第一步就犯了严重的错误。

  中小企业在收购或变革之时,文化的影响有时并不明显,因为核心人员很少,有时人员的转变与调整比较容易进行,但也难免会遇到挑战。

  因此,保留其原有文化的核心,是至关重要的。

什么又是正确之道呢?

  对嘉庆帝而言,最为核心的其实就是回归根本:打破那些阻碍开放的体系和组织,比如更改阻碍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和贸易的政策;任命更加优秀的人员担当要职,消除固步自封的八旗特权制度。

  清朝晚期发生的“同光中兴”,即同治和光绪年间清政府统治的回光返照,最核心的原因就是任命了一批卓越的人才担任要职,比如奕訢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等。

  在企业的角度而言,正确之道包含三条:

  1. 用正确的使命与愿景引导正向价值观,并调整相应的制度使这些价值观得以落实;
  2. 引入更加高效的做事方式,改善不同工作的效率;
  3. 构建能吸引优秀人才的管理模式,让优秀的人才处于其恰当的位置。

最后,坚持这种正确之道。

  坚持正确之道,然后待以时间,事情自然就能成功了!

  “让子弹飞一会儿”很重要,切记朝令夕改,这种方式既损害管理者自身的信誉,也损害员工对企业的信心。

  那么用了这样的方法,是否大清就有救了呢?

  也未必。很多面临危机的全球知名企业,规模比大清小得多,人才的能力水平也是远远优于大清的,纵是如此,都难以挽回其衰亡之命,比如诺基亚、GE等等。更何况摇摇欲坠的大清呢?

  能让一个结构复杂、规模庞大的组织起死回生,除了卓越的领导者,正确的领导方法之外,机遇也很重要。

  而机遇却往往是不确定的,比如嘉庆皇帝统治的后十年,全球化开始萌芽,鸦片贸易在中国逐渐兴起,落后中国开始面临更加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挑战;与此同时,嘉庆时代还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山爆发,坦博拉火山大爆发,造成了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,粮食大量减产。这些不确定性的事件,都可能会使正确的改革夭折。

  当然,最根本的原因是,嘉庆皇帝比他爷爷雍正帝差得太远,他所做到的程度,远远还不到谈论机遇的时候。

全文完!下一期介绍“知人善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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